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史(1928~1931) 翻譯全文

本文發表於 2010 年 01 月 20 日 15:45

c001.JPG『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史(1928~1931)』這篇文章翻譯作業進行非常久,文章太長常常到後面就忘了前面,雖然還不算整理完,但是在 blog 貼出。基本上,台灣共產黨的的研究在FRANK S. T. HSIAO(蕭聖鐵)與LAWRENCE R. SULLIVAN(沙利文)兩人的努力下,1983年2月發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2, No. 2 上,大致上已經告竣。個人認為他們兩人與若林正丈是這領域的權威,還看不到突出這3人的成果。原文在http://www.jstor.org/stable/2055114可以下載。譯者所知有限,如有譯錯或其他問題,煩請告知改正,謝謝。

在1928年4月15日,9人在上海法租界照相館的二樓,正式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共產黨支部(簡稱台共)【原注1】。3年後,在1931年秋天,大規模逮捕共產黨人,台共組織被日本殖民警方摧毀了。雖然間歇試圖重建黨的努力一直持續到1947年,台灣的經驗了一個獨立非常短暫的共產黨。不像同期的中國,台灣共產黨人未能守住外國勢力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所提供政治動力之組織。雖然中共在遭受壓迫下求生存,台灣共產黨被完全被肢解。

本研究檢視台共的歷史和內部政治,在其短暫的政治活動之重點人物及事件,如何影響了黨的發展。具體來說,我們回顧黨在1928年和1931年通過兩大「政治大綱」的特點,分析了社會政治與台灣社會,並勾劃出台共的革命戰略;討論日共和中共的作用以及共產國際在塑造台共的政策及決定其內部政治分歧,並檢查台共在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及台灣的後殖民與中國關係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在寫台共的歷史,我們認識到,黨面臨巨大的困難,在嚴格控制的島嶼組織了共產黨、領導運動。由一小群曾留學日本和中國知識分子創立,在台灣的政治,台共從來就不是一個主要因素。因為,在整個1928至31年期間,黨的成員可能不超過100,受到日本殖民當局的無情迫害。然而,問題是,日本警察以外的什麼因素,促成了黨的迅速消亡。在台共,有不斷的宗派主義和政治路線與革命策略基本分歧,這反映出是黨的領導問題。其中一派,在日本的教育,認同日本共產黨(JCP),這也是在20年代深受內部政策衝突而分裂;另一派,在中國訓練,1927年8月後出現的,更傾向於遵循中國共產黨,並認同中國共產主義倡議親農民路線。【原注2】更重要的,不穩定的台共發展,說明了在1920年代新成立小共產黨,受共產國際的政策變遷產生的巨大影響。正如本文資料,共產國際於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會,第三國際路線發生戲劇性變化後,對台共的深刻影響,有助於台共1931年毀滅。

台共的起源和發展

在台共的歷史可追溯至左翼台灣學生,在日本和中國之教育時接觸共產主義思想,逐步引進到台灣,被台灣農民組合和台灣文化協會左翼成員所接受【原注3】。1925年謝雪紅(文化協會的成員)和林木順逃出受日本警方監視的台灣,逃往上海,在那裡參加了五卅運動並會見了瞿秋白。引起了當地共產主義青年團注意,建議他們前往莫斯科,參加1926至1927年「革命大學」的學習。1927年11月林、謝回到上海,受共產國際指令,在日本共產黨的指導下,開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工作。12月林、然後謝被邀請到東京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日共成員的指導下,寫下黨的「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草稿【原注4】。然而,由於日本共產黨正忙著即將舉行的全國選舉中的動員,日共決定,黨成立的實際工作由中共黨協助。(Taisba 1939: 575; Shi 1980: 576)到1928年2月林、謝回到上海,在那裡,與台灣人中共黨員翁澤生和蔡孝乾的幫助,他們從事組織和招聘。最初,翁、蔡反對共產國際計劃(林、謝所支持)將台共置於日共之下,而在中共之下。然而,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他們不情願地退出了反對台共隸屬日共關係(Õ 1970: 127) 【原注5】。

在1928年4月15日,成立會議上,在確定自己的革命戰略和政治路線上,顯然台共將沒有多大的自主權,即使政治條件明顯不同於在中共所面對中國和日共所面對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繼林的開幕詞,中共代表彭榮報告自己的革命經驗和戰略,作為台灣革命的教材。他還補充說,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運動綱領的修訂(口號原本為林草擬),以使台共的官方立場符合當前中共的教條。會議結束,選舉林木順,蔡孝乾(台灣),林日高,莊春火(台灣),以及洪朝宗(台灣),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翁澤生和謝雪紅擔任候補(Gendai [1971] 22: xx—xxi, 86—87, 100, 136)。3天後(4月18日),舉行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分派各委員履行的職責如下:

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

書記和組織部長:林木順

農民運動部長:洪朝宗

青年部長:莊春火

宣傳和煽動部長:蔡孝乾

在台灣工作黨員:林日高,潘欽信、謝玉葉,林木順

東京支部和日共聯絡員:陳來旺,謝雪紅

駐上海與中共聯絡員:翁澤生。 (Taisha: 592, 657—58)

顯而易見的,最後兩個任命,台共試圖保持同時與日共和中共聯繫。

在委員會會議後,陳來旺回東京而林日高回台灣,開始自己的任務。其餘黨員幾乎立即被掃進在上海的日本警察局。當有關當局收到資料,一些台灣人參加了在上海的慶祝朝鮮人三一起義,謝等5人被逮捕(Gendai [1971] 22:238)。由於日警了解到黨的存在,潘欽信和謝玉葉分配在台灣工作,而蔡孝乾、洪朝宗感受到立即逮捕之威脅逃離台灣到上海。幸運的是,林日高,林木順和翁澤生逃脫,從而保持了最高領導層。從日共觀點,然而,「上海讀書會事件」明確指出的真正台共成員的性質。據日共文件:

由於百分之百的黨員是知識分子,白色的恐怖主義襲擊下暴露出他們是日和見(譯原註:opportunism機會主義)份子。不單向台灣人吹噓上海事件,台灣共產黨如何如何,要他們加入共產黨,呼籲革命的工人和農民的參與和協助,以實現黨的普及與合法化…但一聽到檢舉,台共成員選擇逃亡。全部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黨證明是如何脆弱的。(Gendai [1971]) 22:272)

在組成兩個星期後,台共被上級組織日共譴責,也消散了。 到6月份,謝雪紅和一些其他被捕黨員不經審判被釋放,台共新的組織活動展開立即聯繫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成員。11月,在日共中央下令下,謝晉升到台共中央委員會,而蔡、洪、潘和謝玉葉(翁的妻子)拋棄了他們在台灣的工作的責任,被逐出台共。與此同時,接納兩名新成員(楊克培、楊春松),林日高是最突出的黨員,成為書記。

同時,中共台灣人黨員在台北和台中建立了「中共台灣支部」,顯然,作為第一步將其成員轉入台共之動作(Gendai [1971]22: 90,92) 【原注6】。雖然在開始時台共委員關注他們在這個支部的領導能力,顯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在轉移台灣人中共黨員成為台共黨員。至少有一個潛在來源的派別衝突,難以避免,此外,1929年初,許多台共的「東京特別支部」的成員,如蘇新,蕭來福,和台灣的中共黨員王萬得和其他人,回台參與台共活動【原注7】。最後,經過數月的閒散,一個獨特的領導核心在這島嶼形成。

更重要的是,從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黨成功的招募一些黨員。因此,中央工作委員會會議在1929年10月在謝雪紅的秘密聯絡點,國際書店,在台北改組黨的活動,以配合與這兩個團體的新關係,並任命台北,基隆,和高雄地區的台共負責人。不過,儘管成員增加和黨的活動的擴大,與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黨的雙重關係證明是一麻煩。首先,在1928年3月和1929年4月日共其成員遭到大規模逮捕,台共完全失去與其上級機關日共中央的聯絡。然後,在一個台共中央委員會會議(1929年11月舉行),決定聯繫共產國際東方局和中共透過聯繫成員在上海的翁澤生,整個台共中央與翁之間爆發了緊張,因為日共的驅逐翁的四個中共同志蔡、洪、潘、和謝玉葉。與此同時,1930年4月林日高被送往上海與中共接觸,而且沒有什麼成果。事實上,林和同事,莊春火,林在7月底返回,如此沮喪,他們要求被開除黨籍。此外,謝雪紅和王萬得激烈的個人間的衝突,謝懷疑他是間諜。顯然,台共的三角關係,其上級機關日共中央,和台共的自然盟友(中共),已經開始引起嚴重的組織和派別的衝突。

然而,儘管分歧,分裂黨的領導和出現不滿中的新職級和文件黨員,因為該中心的活動和保守的政治戰略,台共舉行一次「擴大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1930年10月27日,在台北松山,成功的活動的報告中提交了工會(表1-3)。然而,儘管分歧,分裂黨的領導和不滿中出現的新職級和文件黨員(new rank-and-file party members),因為該中心的活動和保守的政治戰略,台共的管理階層舉行一次「擴大中央委員會」會議上,1930年10月27日,在松山,成功的活動的報告中提交了工會(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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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請注意大量增加工人捲入爭端1929年至一九三零年,這反映了世界經濟大蕭條對台灣經濟影響,也是台共組織的努力。1929年,大多數集中在工資糾紛的要求,因為日本和台灣之間的工資率有顯著性差異(見表2),這些糾紛主要集中在日本人企業(見表3)。b. 台灣農民組合獲得的指導其在日本的對應。 「山川主義」的工會組織已不復存在,在1928年6月時,工會成為一個台共統一戰線組織(施1980:634)。超過300名工會成員被逮捕,並在1929年2月,雖然工會倖存,殘餘台共成員有計劃的大湖武裝起義失敗後,台共終於在1932年9月滅亡(社:7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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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Gendai(1971)21:488~93.*右翼成員在1927年1月退出台灣文化協會後,由其餘的左派加強工會活動,而保守的台灣民眾黨在1928年3月舉辦的工人聯合總會。

表3. 勞工、資本和勞動爭議(1929年)在日本人、台灣人,以及中國人—擁有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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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aisha,chap. 7; reproducedin Qiu (1972): 56-58.

1930年年底,共產國際的干預,並深刻影響整個台共的結構。在嚴厲批判“台灣局勢報告”後,向中共和東方局翁澤生潘欽信(現在上海),陳德興(謝雪紅送他到東方局,是農民組合和中央委員)回到台灣,依東方局的命令進行全面黨的改革。東方局下令台共停止「關門主義」傾向,表面上提到統治黨的知識分子和擴大黨的各項活動到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不要關注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謝雪紅的民族主義衝動,使她確信,臨時與台灣小資產階級結盟的戰術是必要的,這命令不切實際的和不能被接受,導致她後來被開除黨籍。不過,陳德興和王萬得(當時結盟蘇新及蕭來福)利用共產國際的消息,在1931年1月27日和28日,在台北舉行台共「改革同盟」開幕典禮,作為一個與謝個人統治競爭台共組織。此外,他們計劃組成「台灣左派總同盟籌備委員會」(台灣赤色總工會組織準備委員會)透過共產黨人滲透大工廠,鐵路,礦坑,作為一個總工會在島上的活動。會議還決定,配合最新共產國際政策變化(見下文),即農民運動應當集中力量,組織貧困農民,應該擴大支部數目,並應嘗試建立「農民組合籌備委員會」。最後,工作小組建立了「改革同盟臨時中央委員會」,選蘇、王、陳德興、蕭來福,趙港為委員。台灣劃分成五個區,並計劃寫政治大綱含蓋工人、農民、青年運動,新「黨」將給予贊助。

在1931年2月(Gendai [1971] 22:319-21)改革小組的進展是直接傳達給共產國際東方局的王萬得。據報導,「農民組合是完全受到工會影響」,但工會是薄弱的產業工會。同時, 文化協會已發展到成員500名,其中的大部分據說積極成員支持工會,除了少數成員由謝個人的控制。在青年和婦女運動,改革小組承認幾乎沒有影響力。

在兩個月後,31年3月20日,改革同盟的成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李清奇,從東方局送出『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指示黨的活動(社: 695,820)。隨後該同盟於1931年5月31日在淡水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另一被驅逐出台共的共產國際信差潘欽信,恢復了黨籍。【原注8】那個會議持續了3天,並再次作出決定台共的整體重組活動。首先,整個改革同盟被解散以避免「黨內有黨」,將同盟的主要對手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驅逐。其次,通過了在上海東方局和中共中央在的指示基礎上新的政治大綱由潘起草。黨也同意接受中共中央的「友好建議」,台共內部布爾什維克組織要依照史大林路線。最後,台共是推動當時的作為在共產國際日共「國際科」的支部,意即一個獨立的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的原則,台共的地位目前是與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共產黨,因為(我們在下文進一步說明),共產國際顯然認為台灣、韓國等,作為一個潛在的主權「國家」暫時由日本控制。台共現在可追求的革命,不必從日共中央收到指示,而和中共站在平等的立足點。

隨著在1931年年初,罷工的爆發在台北之間的印刷工人(2月),煤礦工人(3月),甘蔗的農民(7月),在政治活動有限的台共,特別是透過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和新「台灣赤色總工會組織準備委員會」是的鼓舞。證據表明,活躍的共產主義工會在礦工、運輸工人和印刷工人中自由展開活動。本地運動對農民支付房租和水提供了進一步的物業稅機會,農民同盟(見表1)。不幸的是台共時,日本警方反應中的突然增加,勞動力動亂帶來的黨的活動突然停止後不久,5月的特別會議。在2月逮捕趙港,從6月到11月謝雪紅、林日高、楊克培、潘欽信、王萬得、和其他成員的改革同盟也被逮捕。逃避了被逮捕的蘇新,則與幫助其他黨員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1931年8月至9月試圖重建黨,但失敗了。在6個月內,大多數台共成員(包括蘇)被關在監獄,而中共的同絡員,翁澤生,也在中國被逮捕(社:737-39)。

到了1931年秋天,台共被有效的摧毀。台共黨人逃到中國被吸收到中共去。長征開始前,中共企圖復甦台共,送一些福建共產黨成員,以及逃跑的台共成員回到台灣(郭1955:43-44)。不過,由於中日緊張的增加,日本政府加緊了對台灣的政治控制,防止任何進一步的台共活動。277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中共對台政策依然有些矛盾:一方面,中共接受了1943年的開羅宣言(譯者註:已經證實這是謊言),其中台灣「回歸」中國,對另一方面,由於中共仍然沒有權力,它要求盡可能廣泛的政治協議,支持在台灣要求自治政府措施,至少到在1947年2月28日,228起義,其中台共發揮了作用(海外1970:145-46蕭和沙利文1979年)。早在1945年10月,中共在延安派蔡孝乾(自1928年「上海事件」後居住在中國)到台灣招募最近台共日本從監獄釋放的成員。蔡,加入了謝雪紅,試圖重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而謝舉辦了一次學生武裝力量打擊國民黨在台中在2月份起義。此後,蔡留在台灣,在那裡他領導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和參與規劃,直到另一起義他被逮捕。謝離開台灣前往香港,在1947年11月,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郭1955:50)。起初,她與托馬斯廖(廖文義)組成了台灣再解放同盟,它反對1945年以後國民黨佔領該島(簡1962:98-99)。 他們1948年9月1日共同發出一項呼籲給聯合國,要求台灣要置於聯合國託管,台灣的地位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海外1970年:147; 葛超智1965:456-59)。

迅速成立共產黨,在隨後爆發的內戰,不過,謝很快改變與同盟之間的關係。在她的共產主義背景下,謝轉向以中共為「解放台灣」的國民黨,並接受北京的邀請1949年春季領導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回中國。 1949年後她的工作和其他一切活動的台灣共產黨(例如,蔡孝乾和蘇新),不論是在台灣或中國,現在僅涉及到共產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面承諾的收復主義政策,在台灣(和鑑於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的原則),已不再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共產黨【原注9】。台共已成為歷史。

政治大綱:1928年和1931年

1928年被台共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起草於1927年底,後來在日共中央委員會決議通過。【原注10】「政治大綱」由7節的論述組成,表明給予的重視,由台共實現「民族解放」,這一立場是符合1928年初的共產國際。綱領始於一份聲明中關於「台灣民族的發展」:「在17世紀60年代,鄭成功與他的軍隊來台灣..而我們所謂台灣民族是包括從亞洲南部來到台灣的漢人。這台灣民族是孕育在一個特殊的進程,經濟發展是發生在設立封建制度的鄭家(譯者原註:忽略西班牙與荷蘭人在台灣的努力),而強化封建領主出自清朝,在19世紀中葉的台灣與英國、荷蘭和中國商業蓬勃發展時開始崩潰。作為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台灣社會,換句話說,一個獨特的民族身份出現,這樣,當大清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作為日清戰爭賠償的一部分。這件事的反應是在島上建立了台灣民主國,台共認為是作為台灣的「國民革命」的一部分。【原注11

這革命運動的主力是中產地主資本家,商人和激進的士兵..它採取了群眾運動的形式和國民革命。然而,由於台灣的資產階級沒有成熟,這國民革命最後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

台灣有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革命,根據台共的分析,這是無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在1895年日本的勝利歪曲島內的「自然」沿著全面的資本主義路徑的發展,因為「封建」的關係,在日本統治下加強了島內經濟:「日本帝國主義..本身有很多封建殘餘,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一直完全依靠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目前還保留了不少封建殘餘。」 在台共的綱領,認知到增長日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但它的資本主義的特點是被「封建」 全部覆蓋,抑制資產階級民主力量之形成。【原注12

在綱領的第二和第三節,台共進行評估總的政治和經濟面臨的情況,並強調“在民族獨立運動情況。“討論台灣的經濟結構,文件強調,二元性經濟是革命的來源:

在台灣,是一個高度資本集中,已經佔有主導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有不發達,幼稚資本和大量非資本主義分子留在農村。在這兩個之間..有一個重要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能解決的問題。這種矛盾是發展台灣革命的主要力量。

這種二元性也反映了台灣的階級結構,描述部分這綱領的組成: 1)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階級–極少數大銀行家,在台灣資本家持有全部資本的80%。2)反動的資產階級–本土資本家和地主,攝取日本金融資本家。3)自由資產階級–城市商業工業資產階級,有革命的傾向。4)中地主–佔土地總面積的28%,農業人口8%組成。5)大地主–最反動封建的寄生蟲。6)獨立農民–擁有土地的農民,約農業人口30%組成和擁有23%的耕地。7)貧困農民和農場工人–勞動的農民,包括約70%的農業人口。8)無產階級—由總人口30%左右組成。

轉移到政治,綱領批評「自治制度」對台灣民眾提供了有限的政治參與。認識到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主流反殖民主義認為台灣已支持在日本的統治下之地方自治的總體框架內,台共是熱衷於削弱了上述的自治制度,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中等地主、獨立農民,他們對黨要求更加激進的反帝國主義的動作。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和街庄協議會已經在整個島嶼設立了,但是實際選舉的法律是高級官員可以任命議會議員。此外,它們大多由日本官員和資本家出任,台灣人只有那些與日本完全同化的資本家可以參加。【原注13

綱領的主要政治關切,是評價國家的「國家的獨立運動」,台共將從事革命。整體上,台共看到了「台灣民族傳統與國家傳統的歷史非常淺。」 隨著台灣民主國(1895年)的陷落,「革命運動不斷發生」尤其是在1912年和1915年的起義(見表4)。這兩次起義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表象。可是,在嚴格分析這兩個起義的進程,主要爆炸力量是,農民要民主解決土地問題。同樣,主題是,台灣缺乏一個成熟的、反殖民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對於日本人,由於島上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大地主」盟友) 固有的弱點,這個立場是一貫的,當前共產國際路線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依賴社會(McKenzie 1964:80-81)。據該綱領的「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仍然非常薄弱。只在最近才開始形成一類。」不可避免的是,一旦「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力量崛起…資產階級[對照於中國是一樣的]將迅速落入反革命陣營。」但在過渡期間,台共可與台灣資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分子組成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工人和農民運動的革命方向。

表4. 1912 到 1915年重大的反對日本統治事件*

日期 事件名稱 領導者 領導者頭銜
1912年3月 林圯埔事件 劉乾 台灣國王
1912年6月 土庫事件 黃朝 台灣國王
1913年12月 苗栗事件 羅福星 獨立共和國
1914年5月 六甲事件 羅臭頭 台灣皇帝
1915年8月 西來庵事件 余清芳 台灣皇帝

* 受到1911年中國革命成功的刺激。領導人宣傳說,中國人民和軍隊會來幫助起義和建立一個獨立的王國,帝國,共和國,可能在保護新中國。請參閱Gendai (21: 27-98)的『台灣起義的土匪簡史』和Kerr (1974: 106-108, 111-12)。

在最後一節的綱領,台共的政治任務方面,概述了建設工人之間的群眾基礎,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運動(national movement)。有了相當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30%),該綱領認為,工人階級作為「黨的基礎」。由於「目前的自由、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將在不久的將來從革命陣線離去,主要力量促使台灣民族革命..是無產階級。」 不過:「台灣的無產階級應該加入農民聯盟,完成台灣民主革命。」隨著這兩個革命聯盟階級,民族革命將「速度增長」變為「社會革命」:「台灣民族革命的前提條件是無產階級專政。」

至於建立這一聯繫的群眾基礎,倡導的工作透過文化協會「從工業和農業吸收青年和先進分子,但同時暴露了欺騙性的民眾黨(成立於1927年7月從文化協會保守份子組成)。」綱領說,「在某一個階段,文化協會將改組成為工會和農民統一戰線大眾黨之革命力量。」 這刺激了「階級鬥爭」從下面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如果不參與工人和農民,領導工人階級,台灣國民革命就無法實現其目標。因此,誰反對階級鬥爭[台灣資產階級]就是反革命分子。」

在綱領的最後陳述,黨的立場上對資產階級有所妥協,雖然遵照共產國際路線,台共堅持「把資產階級的影響放在工人階級下。」由於「在殖民地的環境,不僅是農民的革命,但多數人[小商人,小企業,資產階級,中等農民]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抗議帝國主義的統治。」然後「台共必須的設置具體的戰略,以利用它們。。。。共產黨應該站在各種革命鬥爭的前面,並導引所有的革命力量。」總之,在台共 –像對應於韓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保持長期的承諾進行階級鬥爭。【原注14

三年後,在1931年3月的「特別會議」,黨(當時的主導成員改革同盟)奉命依共產國際通過了第二次綱領(Gendai [1971] 22:339-51)。第二個綱領保持與第一綱領的連續性,但發生實質性變化,台共的政治立場被接受為黨的政策,在條件特別是黨的政治關係同資產階級。符合共產國際新的左傾路線,對即將不穩定資本主義世界,強調台灣的論斷中的作用「刺日本帝國主義」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東方支柱。」「從地理上看,台灣是作為日本侵略的南太平洋和南中國跳板。。。。這一點增強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台灣革命。」

該綱領還確定了現階段台灣的革命,是作為一個「工人和農民的資產階級類型民主主義革命」,其中,在1928年,高度發達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共存是一個爆炸點,促進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台灣將「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爭取台灣獨立…和實施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勢力」。然後台共可以發起「蘇維埃政權的農民和工人的民主專政。」像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革命過程,台灣仍需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為第一步。

然而,與較早的綱領對比,台共與台灣資產階級的關係,1931年計劃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共產國際布哈林在1928至1929年政治失敗後,以符合宗派路線通過的綱領宣稱,「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和普通勞動群眾來完成的革命任務。」「工人和農民的興起」威脅資產階級不再退讓,即使是臨時性的支持民族獨立的目標:「他們違背國家的利益,公開與帝國主義妥協,現在台灣資產階級不是革命政權,是革命的障礙。」 1928年綱領的命題,台灣的「自由資產階級」,擁有了「革命傾向」,現在被拒絕:

正確地說,台灣並沒有,具有民主傾向和革命的趨勢,獨立於國家資本的業主之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有左派導向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右派分子降低需求。然而,誰也沒能逃脫同帝國主義妥協和國家修正主義。

現在,階級鬥爭和國民革命交織在一起,排除了所有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運動。此外,由於是明顯的口號在1931年文件列出,台共進一步強調了對社會主義要求,諸如提出「沒收一切帝國主義企業和銀行。」【原注15】島上增加「資本集中和託拉斯不斷增長」時,台共看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願景,在該組織和動員工人和農民,對抗日本和台灣的資產階級,將構成黨的基本政治使命。

總之,這兩個綱領多少反映出台共以不同的方式來促進台灣革命。1928年,在溫和共產國際路線的影響,強烈的民族主義人物如謝雪紅作出了示範,呼籲台灣民族主義情緒,幾乎包括島上所有的社會階層潛在的政治聯盟。但是,1931,清洗謝後和實行共產國際新政策,創造了更多的派系,不願充分利用現有的反殖民主義的感情,而是強調階級鬥爭。

外部對台共的影響

對嬰兒般的台共,從1928年到1931,日本和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共產國際,之間的矛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開始時,影響最重的,日本的共產黨人,特別是山川派的日共,這政治思想的許多台共成員。早在1924年,山川均給一小群左翼人士強烈印象,通過其台灣是殖民地政策進行反帝工作。事實上,「山川主義」成為台灣左翼反殖民主義思想之主題,所以毫不奇怪,在台共的綱領反映了這想法,是受到日本共產主義思想的強烈影響。

山川立場的本質是適應馬克思主義之「特殊日本資本主義」,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日本共產主義思想,這原先在1922年討論「日共綱領草案」。在莫斯科寫的草案宣稱日本獨特,是因「日本資本主義仍然有一絲從以前留下的封建殘跡」(Beckman and Õkubo 1969: Appendix A)。因此:「國家機關仍然在一些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和地主所形成同盟手中」而「以現有的國家權力言,不僅從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從普遍的所謂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產生反作用力。」 因此,它得出結論,日共必須「使用所有的社會力量」去鬥爭。山川對日共立場的貢獻,並將這方面的學說「轉變理論」以及「理論單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Koyama 1956: 25-28; Scalapino 1967: 20-21)。在前者,他主張日本共產黨分兩個階段運動,其中第一,「一小部分先進的警衛澄清他們的想法對目標和目標的運動」,然後在同樣的「前衛者應返回群眾並試圖拉動他們去社會運動,但若與目前的需要妥協,群眾的階級覺悟可能落後。」換句話說,山川認為,保留了對無政府主義工團理想強烈感情的人,先鋒應集中力量建立聯繫民意基礎,並在必要時,犧牲了自己的純潔思想陣地,即使在面臨人民群眾「落後」的階級意識。

在後一種「單一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山川建議「先進的警衛隊應包括工人和農民的聯合組織。他們在中心,整個無產階級應該形成單一的政治力量,無產階級政黨,它不必遵守黨的先鋒警衛更高的目標和綱領。」這不僅削弱了共產主黨「先鋒隊的作用」,但也導致了山川建議解散日共,使共產黨人可以集中力量,組織群眾性運動,1924年的政策制定時日共實際上被解散 (Koyama 1956: 223-24) 。

在1928年的台共綱領,受到1922年日本共產黨的綱領與「山川主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台灣受到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的滲透,台共接受的理念是一個受到資本主義「封建殘餘」的感染,如上所述,顯著影響黨革命策略的提案。此外,倡導形成「大眾黨」作為工人和農民的黨,台共顯然遵循山川的論爭黨脫離共產主義先鋒(Beckmann and Õkubo 1969: 110- 11)。儘管沒有證據表明台灣的提案一路跟隨日本並解散台共,山川的重點放在建設群眾運動,在台共的最初幾個月可能有很大吸引力。【原注16

到1926年,山川在日本蒙上了一層陰影,福本和夫提出爭議,認為黨「前衛士」要「單獨和結晶」通過一個「勇敢的鬥爭,不斷理論」之前統一群眾(小山1956:30)。換句話說,成型思想單純的知識精英需要先有組織民眾支持,從而確保對任何潛在的妥協與人民群眾的「落後」的自覺性。此外,必須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

1930年共產國際批評台共為「關門主義」,如果屬實,表明一些黨員接受福本的建議,在理論鬥爭之前,組織群眾。台共的領導階層是由知識分子組成,以及在日本的範圍內嚴格控制該島嶼通過在葆光或保甲制度,是明顯的上訴福的想法並不奇怪(Kerr 1974; Chen, C., 1975)。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很難估計的全部影響「福本主義」(或「山川主義」)在台共。但是,直到1930年,這似乎兩個理論都有一個可衡量的影響,在台共短暫歷史,而且毫無疑問,其矛盾的建議,為黨的組織和革命的戰略,貢獻該派別和組織動蕩的特點。

直到1930年,而且毫無疑問,似乎兩種理論都有可看到的影響,其矛盾的建議,為黨的組織和革命的戰略貢獻該派別和組織 是台共在其短暫歷史的動蕩性。

這種外部來源的內部分工加強黨的共產國際拒絕兩福本主義和山川主義。即使是台共明顯的把山川思想納入第一綱領,1927年7月,共產國際在「日本問題的解決方案」譴責兩個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相反:解散共產主義左翼黨成為勞工運動[山川主義]「把無產階級群眾組織與日共分開是一個錯誤,因為沒有革命的群眾鬥爭…理論沒有任何意義」。 (Gendai [19641 14: 92)

當台共知道這些共產國際的批判,它不得不遵循國際的路線,至少在口頭上,放棄這兩種理論。在台共的1928年文件對「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例如,報表共產國際的「決議」是對日共機械重複,連溫卿(山川的門徒)遭到台共的襲擊和文化協會的清除。同樣,在台共的1928年「組織綱領」方面的反福本路線還屢次警告說:「是沒用的,組織是獨立於具體的群眾鬥爭」(Gendai [1971] 22:256)。總之,台共不僅在日本共產黨下,承受兩套不同的原則主張之撕裂,它也被迫進入共產國際兩種學說的譴責。面對這樣一個多樣化的競爭壓力,曲折的台共發展和不穩定的領導是不足為奇的。

進一步的混淆為台共與中共的關係。例如,在台共的首次會議上演說時表示,中方代表彭榮強調,他的黨的反動特徵錯誤,低估中國的資產階級所提供的經驗來教訓台共。

當中國資產階級看到了危險自稱為擴大對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他們試圖掌握領導的反帝運動。 。 。並呈現出傾向妥協。這證明,革命達到某一階段時,他們往往是反動的。台灣革命運動應該注意的,並注意,這點。(Gendai [19711 22: 247)

雖然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的政治條件與中國差別很大,彭不大關心在島上的獨特條件,可能出於不同的革命戰略。反之,正如中共與蔣介石和武漢政府的經驗,證明統一戰線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固有局限性,因此台灣(朝鮮)共產黨人應盡量避免類似的錯誤。中國的革命,彭認為,「只能在工農階級領導下完成」,他暗示這政策台共也應遵循。

又是難以評估的全部影響這一外部影響的政策立場的台共。彭講話的要素,特別是,他警告說,資產階級就必然會成為對一個反帝運動為主的無產階級納入了台共的1928年綱領,符合一般共產國際的政策。另一方面,很明顯,直至1930年的某個時候沒有什麼麻煩的台共支持臨時性同盟與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而在彭的分析,把中國資產階級當作一個完全成熟的類,它在1927年4月在上海從事政變階級鬥爭,中國無產階級,在台灣被視為資產階級剛剛開始「作為一個階級的形式。」即使中共沉重的實質影響的台共政策聲明和口號,台灣保持了共產黨人的革命區分條件和情況,中國,至少到30年代中期。然而,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轉向從廣義的統一戰線戰略走向反對臨時聯盟同資產階級,我國在1927年至1928年的經驗,無疑有相當的份量最能說服台灣共產黨人,特別是那些在中國訓練,如潘欽信,翁澤生和王萬得,宣布支持的第二綱領。雖然謝和其他台共成員繼續推動協調反帝國主義的努力,以「一切革命階級」(事實上,謝指責改革同盟成員是「左傾幼稚病」)中,台共多數成員與聯盟遵守新的共產國際路線。與中共的經驗考慮,他們拒絕了原來的論點,即使台共沒有發生過如中共23年至27年的革命戰略失敗。

與此類似脈絡,台共成員明顯的受中共塑造的方式來舉辦全民運動。具體來說,改革同盟1931年初期,可能是受到,始於1927年8月,中共革命戰略從城市轉變到農村的歷史刺激。雖然沒有文件證明,我們的聯盟領導人試圖模仿中共的新興親農民線,這是事實,他們將計劃的重心擺在農村地區。強調指導台共活動遠離台灣資產階級而往「工人和農民的團結奮鬥」,如上面所討論的,是共產國際的政策一部分。但是,專注於農民運動,改革同盟或許表明它重視政策措施是來自中共。雖然謝雪紅是熱衷於台共政策適應殖民地的獨特條件,改革同盟似乎願意遵循中共農村導向,作為台灣模式。

這使我們充分考慮28年至31年共產國際的影響台共。由於有許多新成立的共產黨在20年代中期至晚期之間,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衝突激化(然後布哈林史達林),深刻影響台共許多發展的面向。最初,特別是謝,台共鼓勵採取共產國際路線的統一戰線政策,恰逢與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願望的台共領導人。但是,與攻擊日共的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以及1930年至31年轉向的宗派立場,共產國際破壞謝的立場,並加強改革同盟與片面強調工人和農民鬥爭。

同樣重要的是影響了共產國際需要台共「布爾什維克化」,這導致清洗謝和她的支持者。對於一個黨,為生存而掙扎在極其惡劣的環境,清洗三大領導人充其量是冒險。但是,隨著改革顯然遵守同盟的成員中,台共遵照共產國際的要求,苛刻的看待派系對手。當然,鑑於日本警方的迅速行動,在搜捕的台共成員清除之後不久,在史達掌控的共產國際下,決定台共的命運可能已無實際意義。然而,它可能是真的,在1930年至31年拒絕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增加了黨的政治孤立,從擷取崛起的台灣民族主義,並確定了台共的反日情緒。不過,在島上大眾,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路線的潛在共振,尤其是資產階級,是難以評估。畢竟,相對於韓國,台灣顯示較少反對日本佔領,而事實上,他們顯然接受了大部分的日本經濟和政治變革和吸收日本文化。(Tsurumi 1977: 196) 但是,1928年至1931反日民族主義正在形成,特別是,主要發生在日本人擁有的工廠之工人與雇主的糾紛(見表3),1931年台共基本上斷送了利用這樣情緒的機會。

更一般地,如果我們考慮的綜合影響,所有外部影響台共—共產國際政策的轉變,在台共發展過程中最脆弱時期,和日共的和中共不同政治路線,我們可以看到台共短短的3年的歷史如何減弱。黨少受外界的政治壓力可能沒有那麼局部化,因此,能夠更好地適應政治環境。總之,在此考慮的因素,最終可能同樣有助於日本警察摧毀台共。

台共和台灣的國際地位

在本文中我們注意到,重要的是,分給台共後殖民的政治地位的台灣問題。在頒布的黨口號,如「台灣獨立萬歲」,大多數台共領袖支持,在早期的建立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是重點,未來的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當然,在範圍內的直接統治日本殖民統治,在台共的要求獨立,民族解放和甚至建立一個台灣共和國。本來僅作為非殖民化的戰略,同時避免重新返回到國民黨中國。然而,因為在台共的政治口號和宣傳中,我們沒有發現,支持統一在一個新興「蘇聯的中國」的明顯聲明,我們有理由採用台共的獨立聲明。

在台共立場反映,這種民族主義的壓力相當明顯,部分具體的出版許可的謝雪紅。【原注17】這裡檢視的證據,謝的承諾,至少在有限的政治台灣獨立(自治),似乎明顯。中共通過對謝的譴責,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蓄意破壞台灣人民與祖國人民之間的關係」(文匯報19571231),這種解釋得到強化。而且,毫不奇怪,在中共北京要求討論主張台灣獨立時,1980年正式恢復謝的名譽,一小組表示,中共一貫稱「美國的代理人日本帝國主義」(北京人民廣播電台,1980年4月21日)。無論謝的民族主義趨勢表示贊同,其他台共成員,特別是那些與中國更密切,如蘇新,難以確定。

單從來自台灣人支持台共的立場,也應理解,不能單單台灣政治上沒有獨立訴求。在保持其「一國一黨」的原則,在1931年共產國際承認台共作為一個獨立的共產黨,也提供了默許支持台灣的最終從中國的政治獨立。民族主義情緒在台灣可能是加強了共產國際的政策和言論,如東方局給台共的信,信中把台灣稱為「國家」,通過革命「將獲得政治上和經濟完全的獨立」(我們強調的)(Gendai[1971] 22:321-27)。【原注18】與此類似,日共的政策聲明,也反映了共產國際的立場,加入支持獨立的路線。1922年,日共的創立大会政治綱領,要求日本政府「從韓國、中國、台灣和庫頁島撤出軍隊」,沒有提到這些領域的獨立性。但到1926年,共產國際命令「日共應該有密切聯繫在日本的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並應提供思想和組織支持」,同時也提出「絕對解放殖民地」和「完全獨立」的日本共產黨的口號(Beckmann and Okubo 1969: 61, 191)。至少,這表明共產國際預期某種形式這些地區的後殖民政治獨立。謝雪紅及其他台共的成員,台灣未來的獨立這樣的聲明是共產國際和日共可能加強自己的願望。

結論 ……..

我們已看到台共這3年的歷史的黨資料,主要是在日本出版。總體而言,台共經驗是失敗的記錄,台灣人中的反帝國主義數量不夠,且日本的控制下在島上作任何公開的政治活動非常困難。然而,台共的命運沒有完全由日本殖民當局效率所決定,也不是台共的活動缺乏民眾支持。台共的簡史是明顯的例子,說明外部影響小黨阻礙形成一致的政策,特別是面臨共產國際的政策的變化。什麼是在1928年作為一個政治大綱權宜的辦法,以團結台灣新生人口在反帝運動,被1930年策略取代,沒有考慮到充分的政治影響,島上的殖民地地位。在中國,1927年至1928年是失敗的,整體共產黨與中國農村腹地絕緣,30年代的中國社會的具體條件,基本上提供了一個面向黨的路線。但是,在台灣外部政治勢力產生巨大影響阻止任何這樣的調整。

13 回應 針對 “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史(1928~1931) 翻譯全文”

  1. 林炳炎 寫道:

    Frank S. T. Hsiao(蕭聖鐵)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校區經濟學教授。Ph.D.,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67.

    Lawrence R. Sullivan是在紐約花園城市Adelphi大學準政治學教授,和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作者在此感謝Paul Cohen(Wellesley College),Hue-Tam Ho Tai(哈佛大學),David Shaw(科羅拉多大學),Irene Eber(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以及Katy Coffield, Nancy Hearst, Deborah Heinemanfor他們的協助編寫本手稿。還要感謝在哈佛大學之費正清東亞研究所,以及俄亥俄州牛津的邁阿密大學。
    Hue-Tam Ho Tai http://history.fas.harvard.edu/people/faculty/hotai.php
    David Shaw(David E. Shaw)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E._Shaw

  2. 林炳炎 寫道:

    【原註1】. 在出席會議的中共代表彭榮(可能是化名為彭湃),一個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和7個台灣人:林木順,林日高,謝雪紅,翁澤生,潘欽信,陳來旺和張茂林(社1939年:590)。當時大多數台灣人也是中共黨員。

    【原註2】. 有人研究台灣人在China受教育一般比在日本更為激進的(鶴見1977年:200)。與台共的經驗是相似的朝鮮共產黨(KCP),這也是困擾的親俄和親中陣營之間派別的自相殘殺,是植根於在Irkutsk(Россия, 伊爾庫次克亞 город Иркутск,非常接近蒙古共和國的大城)和上海之間,不同地域的朝鮮共產主義運動者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之爭(Scalapino and Lee 1972: 32)。

    【原註3】. 描述台灣文化協會(這是由在1921年台灣的資本主義家林獻堂等創立,但1926年,被左派的連溫卿接管了)。可以在鶴見(1980年:4,7-9); Chen, E. (1972: 489-95); and Sho (1946: chap. 3).中找到。對於台灣在1920年代政治社會局勢,請看葛智超(1974:108-150)和矢内原忠雄(1929)

    【原註4】. 參見佐野學預審聲明(日共中央委員會委員)(Gendai 20:235-36, 1968)。山邊健太郎認為,台共的政治大綱主要是,從市川正一(日共)住所虜獲草案文本,其他的證據表明綱領在他指導下寫的。基於文獻,渡邊政之輔(日共)指導下的,由林與謝提供的材料編寫的。該草案是由台灣人翁澤生翻譯漢文,然後用在成立大會,在那裡進行了審查(Gendai [1971]22:xx-xxvi,137,256和[1968]20:235-36,)。

    【原註5】. 列舉幾個建立台共成為日共支部的原因,而非一個獨立政黨。根據1928年的政治大綱,這是「因為台灣在共產黨運動沒有經驗…」另外,依一般共產國際規則,一個成員100的共產主義小組是必需成為第三次國際公認的「分支」(即獨立黨),這一100數字台共尚未實現(Gendai[1966] 17:306)。台灣共產黨人顯然渴望獨立黨地位,但未來:「台共是與世界上各國的共產黨同樣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台灣共產黨組黨宣言書』)」,(Gendai[1971] 22:253-56)。佐野學在警方的聲明指出,台共將「暫時隸屬於日本共產黨」(Gendai [1968]20:235)。

    【原註6】. 根據共產國際的「一國一黨」的原則,所有台灣人居住China的共產黨人應該成為中共黨員,所有中共黨員回到台灣後,1928年4月後,被迫成為台共成員。同樣,共產國際拒不承認,在1928年重建朝鮮共產黨時,中共在上海成立中共朝鮮支部和在滿州吸收前朝鮮共產黨成員。(Gendai 29 [朝鮮VI:xiii-xiv, 442, 445, 572, 58],1972; Scalapino and Lee 1972: 190)。

    【原註7】. 當林木順從上海抵達東京,台共於1928年9月23日成立「東京特別支部」。1929年4月16日之後,如上述。在日警查獲台共在東京的文件後,東京台共特別支部解散(社:664,667; Gendai[1971] 22:93)。

    【原註8】. 其他黨代表出席,包括王萬得(聯盟「中央委員會」成員),蕭來福(勞工),顏石吉(農民運動的代表),並代表該聯盟的北部地區(蘇新和簡吉)和從南部地區(劉守鴻,莊守)。

    【原註9】. 此外,中共出版物淡化,甚至抹煞台共的歷史作用(李1955年)。

    【原註10】. 台共綱領實際上有兩個版本。原來的「政治大綱草案」在市川家發現(seen. 4)這裡稱為東京草案,該草案部分載於Gendai([1971] 22: xxi-xxvi)。1928年「政治大綱草案」在台共的創黨大會接受有所不同,如我們以下誌記,取自東京草案。除另有說明外,所有引用在本節是採用1928年的政治大綱(Gendai [1971] 22: 261-73)。

    【原註11】. 請注意1928年政治大綱不同的詮譯1895年台灣民主國,在我們引用的文字,和東京草案,其中強調指出:「部隊是這場革命中農民的資本主義,地主和小商人。這不是那種國民革命是伴隨著全國人民的群眾運動」(我們強調)(Gendai [1971] 22:xxv-xxvi)。高(1970年)和Lamley(1970)討論了台灣民主國。

    【原註12】. 幾乎同樣的分析也出現在朝鮮共產黨的1928年「綱領」(Scalapino and Lee 1972: 102)。

    【原註13】. 該理事會成立於1921年,總督府會最初由9個生活在台灣的日本人和9個台灣人(高1981:136)。校務委員會是在台灣設立更多的作為回應3月1日運動(1919年)在韓國比台灣家庭的規則運動,這並不影響直到1923年獲得。

    【原註14】. 此外,TCP還選定13的口號,其中包括:(1)「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2)「台灣民族獨立萬歲」;(3)「建立台灣共和國」(十二)「擁護中國革命」。請注意在強調台灣獨立下,相對疏忽了中國革命。(Gendai [1971] 22:265-70)。

    【原註15】. 然而,1931年綱領重複的口號,要求「台灣民族獨立。」它還包括一個新的要求「所有居住民族之間的平等。」根據台共,台灣的「少數民族」是原住民、日本人和中國人,而台灣人是多數族群(Gendai [1971] 22:341,349)。

    【原註16】. 雖然東京草案之台共的綱領寫於1927年底,山川失去控制新改建日共,渡邊顯然還保留一些山川主義在草案中,這些被保留最後在成立大會時通過。如同謝雪紅的懷疑,山川的影響可能加強了兩個早期的台共成員蔡孝乾、王萬得,對無政府主義的同情(Gendai [1971] 22:312)。

    【原註17】. 一旦謝雪紅加入中共,她支持台灣獨立不再是政治上可接受,但這個台灣省自治,與北京奉行保留最終主權的政策,到1978年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的政策,可能仍保留謝的最終目標(Hsiao and Sullivan 1980)。

    【原註18】. 若林(1975)的相反論據,這樣的聲明可能不會有出於無知或錯誤信息對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在台共組成時的前後,瞿秋白與索諾學夫(Sono Manabu)是共產國際中央委員會的委員(Gendai [1968] 20:201,252),和東方局其後設在上海。

  3. 林炳炎 寫道:

    蕭聖鐵的『台灣共產黨的政治史之參考資料(1928~1931)』參考文獻(原文是日文就以日文呈現,方便查證):

    1. Beckmann, George M., and Genji Ōkubo. 1969.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2-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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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蕭友山. 1946. 《台灣解放運動の回顧》. 台北: 三民書局.(要看龍溪的復刻本《台灣問題重要文資料集》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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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surumi, E. Patricia. 1980. “Mental Captivity and Resistance: Lessons from Taiwanese Anti- Colonialis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 2, no. 2: 2-13.

    26. 若林正丈. 1975. 「台灣革命」とコミンテルン—台湾共產党の結成と再組織をめぐって思想。610: 131~52(573-94)。

    27. 矢内原忠雄. 1929. 《帝国主義下の台湾》. 東京: 岩波書店.

    引用書目之原則是:保持原文,拋棄原文之譯音方式。引用自日文,就是日文表述,如此,才有辦法找到原文。

    建立延伸閱讀FST Hsiao, LR Sulliv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tatus of Taiwan, 1928-1943

    FST Hsiao, LR Sullivan – Pacific Affairs, 1979 – jstor.org

    http://www.jstor.org/stable/2757657

    … A study of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notes that as a result of acculturation of the Taiwanese in the 1930s,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became almost …
    被引用 14 次 – 相關文章

  4. 林明賢 寫道:

    翻得有點像古狗,不太順暢,但論點還蠻有趣的,雖然很難理解當時的所謂革命,與第三國際為何能掌控世界革命,以及憑什麼可以指導他國的革命?

    但無論如何,這些好像都是事實,而且是很殘酷的事實。

    這些歷史的討論與理解,能給台灣的新的革命運動什麼樣的啟示呢?

  5. 北投埔 寫道:

    沒有錯, 我是先以google翻譯, 再修改!!但內容太多, 耐性就消失!!

    >>第三國際為何能掌控世界革命
    有關這點如果讀盛岳的英文書(有簡体版)列寧是饑餓輸出革命!!自己國民都非常困苦, 但外國來的留學生吃住等都免費, 過的非常享受!!更荒唐的還有一天5餐, 搞得留學生受不了, 主動要求減少!!

    所以大家都相信莫斯科是天堂!!但這是葛蘭西的Hegemony(巨魔)將喇叭搶到手, 的宣傳手法! 如果再讀日本最近出版的以檔案所作研究, 史達林很殘酷的屠殺同志超過千萬, 令人髮指.

    共產主義運動在列寧, 史達林, 毛澤東, 蔣介石父子等人, 已經把共產黨運動玩死完臭, 似乎沒有希望從中間挖掘出可供後人學習與傳承的經典.

    >>>這些歷史的討論與理解,能給台灣的新的革命運動什麼樣的啟示呢?
    這是我的困境!!!

  6. 北投埔 寫道:

    12_001.jpg

    最近由於前往南港,發現蕭聖鐵與沙利文的文章『台灣共產黨的政治歷史(1928-1931年)』竟然在1986年就有譯本,其出版內容:

    弗朗克•S•T•蕭聖鐵、勞倫斯•R•沙利文.『台灣共產黨的政治歷史(1928-1931年)』 [J]. 台灣研究集刊,1986,(2)和(3).
    (2)p99~105 、 p37
    (3)p115~120
    台灣研究集刊是廈門大學出版,譯者:田華 校定者:孔立與田沅

    已經發現4個表被刪除。
    還發現一最高明的翻譯:「留下黨員中的一些人幾乎隨即在上海被日本警察殺害」請看影像

    2_001.jpg

    而原文是: The reminder of the party was almost immediately decimated by the Japanese police in Shanghai.

    如果真的「被日本警察殺害」,那還好,這樣就免除了謝雪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紅衛兵折磨的罪。大家也可以不必忙著去挖掘史料呢。

    真是養了一堆米蟲, 隨時就要把謊言塞入學術內
    共產主義萬歲萬萬歲!!(意思是趕快死光啦)

    【版主注】影像上的斜污點,那是近史所影印機搞的鬼,讓顧客買到瑕疵品,原全不符合顧客至上,其顧客滿意度也是零分。但坐櫃台的小姐,顧客滿意度是87分。

  7. 訪客 寫道:

    坐櫃台的小姐恐是臨時僱用人員
    還不是鐵飯碗

  8. 訪客 寫道:

    >>>這些歷史的討論與理解,能給台灣的新的革命運動什麼樣的啟示呢?
    這是我的困境!!!

    自主!

  9. 北投埔 寫道:

    In view of the JCP, however, the “Shanghai Reading Club Incident” (as it was called) clearly indicated the true nature of TCP members. 這句話被譯成「然而,在日共看來,”上海讀書俱樂部事件”(日共對這一事件的稱呼)是台共成員素質的一次真正暴露。」

    這也是最高明的翻譯。

    日本時代沒有一件資料是寫成「上海讀書俱樂部事件」,從《台灣日日新報》到《警察沿革誌》都使用「讀書會」,而不是俱樂部。日共一開始也是採取「讀書會」策略吸收成員,推銷社會主義。對史料如此馬虎,真是養了一堆共產主義米蟲。

  10. 訪客 寫道:

    難怪版主火冒三丈
    當年的讀書會譯成讀書俱樂部如果不市懶到讓Google翻譯
    就是高明的有意讓現在的年輕人誤以為那是如同高爾夫球俱樂部一樣的休閒玩意兒

  11. MORITA KENJI 寫道:

    台湾の政治 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
    若林 正丈

    激動の戦後史

    ISBN978-4-13-030146-6, 発売日:2008年06月上旬, 判型:A5, 512頁

    内容紹介
    台湾はどこから来て,どこへ行くのか? アジアの要衝として日・米・中のあいだで揺れ続けた歴史を振り返り,さらに2008年総統選を踏まえて未来の方向性をも指し示す.「中華民国台湾化」の視角から,自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政治主体の変化に着目して構造変動を描いた通史の決定版.

    主要目次
    序 章 現代台湾政治への視座
    第Ⅰ部 前提・初期条件・起動 一九四五―一九八七
    第一章 多重族群社会としての台湾――歴史的前提
    第二章 戦後台湾国家と多重族群社会の再編――初期条件
    第三章 不条理の亢進と体制手直し――起動過程
    第Ⅱ部 中華民国台湾化の展開 一九八八―二〇〇八
    第四章 民主体制の設置――「憲政改革」の第一段階
    第五章 主権国家への指向と民主体制の苦悩――「憲政改革」の第二段階
    第六章 ナショナリズム政党制の形成と展開
    第七章 多文化主義の浮上
    第八章 七二年体制の軋み
    終 章 中華民国台湾化と台湾海峡の平和

    担当編集者から
    3月に総統選が行われ,台湾は新しく国民党・馬英九時代に入りました.かつて国会は中国大陸で選挙された議員が延々と改選されない「万年国会」と呼ばれていましたが,いまや民主体制は揺るぎな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ます.著者は民主化以前の時代から研究を続け,戦後台湾の歩んできた道のりを「中華民国台湾化」という概念で結実させています.本書は主として政治の分野を中心に記述されていますが,著者の視点は蔣介石,李登輝といった為政者ばかりでなく,台湾に生まれて台湾に育った「台湾人」たる人々に多くが注がれています.そこには戦後台湾の歩みは,歴史に翻弄された台湾人の悲哀の歴史であるという主張が込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います.是非,ご一読ください.

    関連書
    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2 台湾 若林 正丈 税込2730円/本体2600円
    台湾の経済 隅谷 三喜男, 劉 進慶, 照彦 税込5250円/本体5000円
    台湾の「大東亜戦争」 藤井 省三 編, 黄英哲 編, 垂水 千恵 編 税込5040円/本体4800円
    記憶する台湾 呉密察 編, 黄英哲 編, 垂水 千恵 編 税込5880円/本体5600円
    二・二八事件 何義麟 税込7140円/本体6800円
    現代中国の歴史 久保 亨, 土田 哲夫, 高田 幸男, 井上 久士 税込2940円/本体2800円
    中国思想史 溝口 雄三, 池田 知久, 小島 毅 税込2625円/本体2500円

  12. 林炳炎 寫道:

    佐野 学(1892年2月22日 – 1953年3月9日)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家、昭和初期非合法政党時代的日本共産党(第二次共産党)委員長。獄中転向声明発表。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館、東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卒、新人会参加。卒業後、後藤新平的満鉄東亜経済調査局嘱託社員勤務、早稲田大学経済史講師(東海林太郎名歌手是佐野的學生)。1922年日本共産党(第一次共産党)結成参加。翌年、第一次共産党事件弾圧亡命ソ連。1925年帰国共産党再建(第二次共産党)。1925年日ソ基本条約調印,ソ連大使館開設、派遣コミンテルン代表ヤンソン,從他手上得到活動資金、『無産者新聞』主筆。1927年委員長就任。

    1928年訪ソ、コミンテルン第6回大会出席、被選任執行委員。後藤新平死去直後1929年上海被検挙、1932年東京地院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判無期徒刑。1933年、鍋山獄中転向声明「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減刑15年、1943年出獄。

    戦後、鍋山、風間丈吉、共産党転向者組織労農前衛党、早稲田大学教授。反ソ連・反共的な立場で『唯物史観批判』(1948年)。

  13. 北投埔 寫道:

    【原註4】.. 由林與謝提供的材料編寫的。
    這句話的解讀錯誤。
    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史料Vols. 20—社會主義運動7》. 1964-1972.. 東京: みすず書房.
    佐野學預審訊問調書p235有如下一段話:「1927年12月末到3年1月初旬有一馬克思主義者台灣同志訪問渡邊,談到要設民族支部形式組織。我未與這同志會面,渡邊依此同志所提出材料做成政治、組織大綱之草案,我有對大綱提出意見。1月中旬,常任委員會對此大綱之草案討論通過。渡邊將政治、組織大綱之草案給台灣同志,給台灣同志指令先糾合台灣同志為一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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